费孝通:从“禄村”到“易村”:研究的导向总是与“志在富民”之路紧密 结合在一起

日期:2020-12-16来源:本站原创作者:杨春华点击:40894 字号: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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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开展“田野调查”先是在禄丰县大北厂村,即费孝通著作中的学名“禄村”。后来又延伸到该县的李珍庄村,即费孝通著作中的学名“易村”。“易村”即李珍庄,原来是玉溪市易门县辖的一个村,后划归楚雄州禄丰县所辖。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开展“田野调查”历时两次共72天。在“禄村”开展的“田野调查”主要是研究并解答《江村经济》提出的“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中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等问题。

通过深入考察调研,费孝通先生不禁产生了疑问,既然“禄村”的问题在劳力而不在金融,那么,劳力的出路在哪里?“禄村”在中国的内地农村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它比江村具有更多的封闭性和自给性。探索它的出路,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他最初设想过解决农村劳力过剩的出路是在城市发展工业,由城市来吸收农村过剩的劳力,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土地的人口负担;另一方面可用工业装备农业,走农业机械化之路,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费孝通先生进而认识到:依靠都市工业来吸引农村劳力,最终会导致农民丧失土地权,中国工业的发展不应当走西方工业化使农民赤贫的道路,而应当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积极发展“乡村工业”,以便在农村就地吸收现有的剩余劳力,同时使农民富裕起来。但是,农村能不能发展乡村工业?这一重大的问题应有充足的事实来说明。因为“禄村”没有工业活动可提供考察,这个问题在“禄村”找不到答案。因此,费孝通先生和张之毅先生就想调查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内地农村。“在我们的研究计划中,早就写下了要调查一个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农村,一方面可以和太湖附近有手工业的江村作一比较,一方面可以和以农业为主的‘禄村’作一比较”。

在“禄村”调查期间,他们看见“禄村”的张大舅不知从何处买来几捆土纸,挑往“禄村”附近的街上出卖。引起了注意。于是,趁张大舅赶街子回村时,他们就和他谈起做土纸产地的情况,询问他土纸是从哪里贩来的。张大舅讲述了土纸产地在易门县的川街一个叫李珍庄的村子;绿汁江就在这山凹里静静地流,两岸长着几十里绵延不断的翠竹,丛丛密密,把天都遮住了。就在那个地方,有着无数的纸坊,家家都在造纸……。张大舅神话般的描述,“似乎是在江的尽头,有一个桃花源似的去处”吸引了费孝通先生和张之毅先生,因为这恰恰是考察中国内地农村发展乡村工业的理想场所。

 1939年10月18日,费孝通先生和张之毅先生从昆明启程,当时,他们找不到一张详细的地图,也没有一个熟恶易门县情况的向导,便贸然上道了。先后乘车、骑马、步行,翻山越岭、蹚水涉江,历时9天,行程300余里,于27日到达绿汁江边,找到了“易村”。

30年代末的“易村”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村。他们在易村小住了5天,作了大概了解后,返回昆明,准备了必用品,张之毅先生于11月17日第二次赴易村调查。独宿在村后山上的一座破庙里,楼板破烂,四壁洞开,毫无遮隔,满院狼藉,蛛丝蔓延,开展调研异常艰难,他们主动接触“易村”群众,把带来的药品给农民免费治病,把带来的“洋糖”分与给村民们吃,逐渐走进了易村群众的生活。

他们在“易村”作了27天的调查。当时“易村”共有54户,236人,田地212亩,人均只有0.89亩。该村以编织篾器作为剩余劳动力的投放场所。易村手工业发展起来了。它与农田息息相关,又互为补充,互为消长。手工业已跃居经济收入的第一位,易村成为显赫一时的富村。

易村的调查回答了“禄村”提出的问题,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解决农村过剩的劳力的出路是发展乡村工业,这是衣民自己走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子。

《易村手工业》是《“禄村”农田》的延续。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农村不是没有工业,是太原始,太分散。每个农民多少同时是个工人。这种农夫和工人不分的情形,是中国农村自给经济的特色。一些日用品,如衣着、木器等都在乡村中生产。“凡是有特殊原料的乡村,总是附带着有制造该原料的乡村工业,靠近河边有竹林的地方, 有造纸和织篾器的工业;有陶土的地方、就有瓷器的工业;宜于植桑养蚕的地方,有缫丝、丝绸的工业。中国的传统工业,就是这样分散在乡村。

发展乡村工业的意义在于帮助着农业来养活庞大的乡村人口,并使农村剩余劳力找到出路,做到工农兼顾。在都市工业不发达的社区里,劳动力离开农田,就没有更好的转移场所,只好乞助于工业;还有,大农村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太差,再加上农田生产的季节性。“因之乡村中水远有这种矛盾存在:一方面要拖住大批的人口,一方面又不能在农业里利用他们所有的劳力,一方面又不能以农业里的收入来养活他们。”因此工业和农业在农村的结合,既是农田经营的需要,又是农民生活的需要,也是劳力投放的需要。用江村人民的活说:“这地方的田丰收了,也不过给人一些米饭罢了。”可是,单单吃饱还不是健康人的生活。还要穿衣、住房、上学、病了要医。这些费用80%要在农业以外筹集,不能不乞助于工业。“农业中国,等于是个饥饿的中国”,没有工业的辅助,农民就过不上健康的生活。易村的情形也如此,全村只有11家单靠农田上的收入,在食用以外还有剩余,其余42家却都有亏空,得靠工业来填补,就是情况好一点的“禄村”,虽按平均数算起来够吃够用,但由于土地占有极不平衡,而且人多地少,使得一大批劳动力除了农田就找不到出卖的市场、以致劳动力的价格贱到不出卖只有一死,出卖只能勉强不死的地步,要使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必需有工业活动来与农业竞争劳力,这就要发展乡村工业,费孝通先生在分析中说:“内地农村调査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

易村是一个内地农村,地理环境决定其经济处境较为封闭。在沿海地区,当时由于现代工商业的侵入,广大农民被迫沦为佃户。乡村工业在国外资本竟争下一蹶不振,造成了中国乡村工业破产的伤心史。内地的情况则不同,由于远离都市,因而象“易村”这样只有50多户的小村子里,还能保持有9个土纸工业作坊。这是内地农村的特色。

费孝通先生着重指出,以“易村”手工业为代表的乡村工业,是一种小规模的手工业。中国的工业可以分散一些到农村去。只要乡村工业能够提高技术,改变那种纯粹以体力作动力,在经营方式上各自为政的弊病,建立在运输上和经营上有配合的系统,那它就可以不致于与都市工业发生锐利的冲突,求得新的发展。基于这一思想,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村工业的变质”这一理论,力主技术改造和革新。

费孝通先生对“易村”发展乡村工业,引起了“乡村社会中贫富的悬殊”,使土地权集中到少数富户手中的现象作了探讨,主张从企业的组织形式上进行改变,“用合作方式来组织乡村工业”,以防止利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现象。这一问题,没有能够从社会制度这一根本原因来探讨,但由于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将此作为一生的研究课题,因此就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步加深了对国情的认识,并投身于当时的民主运动,致力于人民的解放事业,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和政治结合起来,发展了社会学,同时也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费先生一生的研究活动和中国人民的富强之路越来越紧密地联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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