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雄州统一战线宣传调研工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说起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调查启示，首先还得借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来简要讲一下这段历史。
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1938年中旬，28岁的费孝通在伦敦完成了根据在其家乡开弦弓村实地调查材料写成的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农民生活》，并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此文后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名出版。其带着导师马林诺斯基给该书作序言时的五十英镑稿酬踏上了漫漫回国之路。此时，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内抗日战争也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费孝通行至西贡后，得知广州和汉口沦陷的消息，只能舍舟登陆，从越南进入到位于抗战大后方的云南昆明。到达昆明后，在老师吴文藻的安排下费孝通开始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两周后其在姨妈杨季威女士和燕京大学同学王武科的介绍下，于1938年11月15日和燕京大学研究生李有义一起来到了王武科的家乡——距昆明100余公里的禄丰市金山镇大北厂村，开始了对“禄村”的首次调查。其后，他又带着在整理初访禄村调查材料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于1939年8月3日至10月15日利用暑假的时间和学生张之毅再次来到禄村进行实地调查，以期全面深入的掌握禄村的经济情况和社会生活情况。其间，又去到了距离禄村50公里之外的易村（今禄丰市恐龙山镇李珍庄村）对村中的手工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调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禄村农田》和《易村手工业》。此后，张之毅又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来到玉溪选择了一个马帮往来受商业影响较深的农村开展调查，写成了《玉村商业和农业》。1990年5月26日，已经八十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再次回到了阔别五十余年的禄村。实地考察了村西由村民王建国开办的塑料厂，认真了解了办厂始末和生产情况。还将禄村的塑料厂和1984年在苏北淮阴市耿车乡看到的同类工作进行了对比，并计算了苏北和云南两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差。这些就是费孝通先生前后跨越50余年在云南三村进行调研的经过。
其实，《云南三村》早在我大学时期就是常翻常阅的书籍之一，我还曾为之做了大量笔记，对比了不同版本的差异，之后又认真研读了其他的一些相关文献如《重访云南三村》《行行重行行》等。但此前却并未真正深入过这几个村落。我首次真切的认识三村是从2020年8月25日开始，我因承担民盟云南省委《民盟先贤与西南联大——费孝通与禄村农田》课题研究，所以，循着费孝通先生八十多年前的足迹去到了禄村。此后，我先后3次踏足禄村，深入挖掘相关事迹，又在国庆节期间与妻子2次走访了易村，并对易村内费孝通先生居住过的土主庙和文昌宫进行了测量，以求将来能以旧修旧让先生的精神不朽于这片土地。不久后，我有幸受邀赴费孝通先生的故乡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参加“中国现代化新征程暨纪念费孝通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将费孝通先生与云南三村的基本情况、研究成果和有关专家学者以及民盟中央、民盟江苏省委和民盟苏州市委的一些领导作了汇报，以期争取多方力量来修缮费孝通禄村、易村旧居。
那么，在云南三村进行反复走访加之大量查阅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也总结了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三点启示，我称之为“法门”，现在我就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同仁分享一下。
准确把握调查研究的核心主题
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和易村调查研究之初就有了明确的核心主题，即：“发现中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农村，用比较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逐步接近我想了解的中国社会的全貌。”围绕这个核心主题，费孝通先生开始在位于西南边陲的滇池附近寻找与江村不同的社会类型。从而在今楚雄州禄丰市城郊找到了一个没有手工业的农村，即“禄村”，并对其进行了微型分析，成文《禄村农田》。有了相对封闭的传统农村类型的代表，费孝通先生又围绕核心主题和当前阶段的中心调研路线找到了竹编和造纸手工业较发达的易村来进行比较，并与学生张之毅一起写成了《易村手工业》，从而剖析中国以传统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小农作坊为生计的村庄社会类型。此后，张之毅又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来到玉溪选择了一个马帮往来受商业影响较深的农村开展调查，写成了《玉村商业和农业》。
始终坚持行走在问题的前沿上
费孝通先生的力作《江村经济》原为其博士毕业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中的农民生活》，后来由英国罗脱兰奇出版社出版，并更名为《中国农民生活》。书名的更改也使费孝通先生发现了一系列后续的问题。其在《农村调查》一文中说道：“因为这个书名曾引起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我只调查了一个农村就能说是中国农民生活吗？书名一改动，这个问题是应当提出来澄清的。”他指出：“我并不是就村论村，把这个村作为应用功能分析方法的标本。我的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说，出版社改用的书名却道出了我的本意。”
当时社会学界也有少部分学者开始发难，如利奇在《社会人类学》中就认为这本书的价值是分析了中国农村社区各个制度间的内在联系，使局部统一在整体之中，但也在一定层面上表达了“江村”这么一个中国东部的小村庄何以能代表“中国农民的生活”。事实上，《江村经济》代表着一种已经受到近现代工商业影响的中国农村社会类型，但中国幅员辽阔，村庄更是不止万计，所以与“江村”相对的还应该有一种尚处于封闭环境的传统型自给自足的村庄。因此费孝通先生也说道：“如果我停留在《江村经济》不再前进一步到《云南三村》，那么只能接受上述的批评了。”也正是带着这些问题，费孝通先生到云南大学任教后选择了对禄村和易村进行专题调研。
费孝通先生在今云南省楚雄州禄村和易村调查过程中以及对学生张之毅玉村调查研究成果的指导上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原则，忠于实际、勤于实践，杜绝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大而化之。其曾明确指出：“（要认识中国社会）首先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探讨客观规律。科学之道在于实事求是，科学结论不能靠主观臆想。”后来又在《社会调查自白》一书中专门提到：“具体方法的掌握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归纳起来说就是三句话，坚持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而这些理论的来源也和费孝通先生早年在禄村、易村和玉村等不同类型的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过程中的深厚积淀密不可分，其重要核心之一就是始终坚持行走在问题的前沿。
正确掌握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
连续追踪调查。费孝通先生曾分别于1938年11月、1939年8月和1990年5月对禄村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1938年11月初访禄村时已是暮秋，村里进入了农闲季节，因此费孝通并没有看到村民大面积生产劳作的场景，所以1939年8月再次到达禄村时正值夏末，弥补了前期研究的空白。1990年5月三访禄村，则是为了观察禄村在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变化，并特别关注了乡村工业发展，就此还将禄村的塑料厂和1984年在苏北淮阴市耿车乡看到的同类工作进行了对比，并计算了苏北和云南两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差。
采集运用数据。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和易村调研过程中采集和运用了大量数据，直观的展现了村庄各类生产要素的对比，努力杜绝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以约数笼统得出结论的现象。比如，其在对禄村农作物进行调查时就用数据表格的形式对村中二月至次年一月完整一年的农作日历进行了分析，对不同月份和不同节气的气温、雨量作了对比，并将劳力以一人做工一日为单位，面积以一工日为范围分析了男工和女工的参差期。在对易村进行调查研究过程中，也运用了大量数据进行了论证。比如在计算每工农田的生产费用时不仅列出了肥料、籽种、耕地税等成本，还用干田、好车田、坏车田等农田类型进行了横纵对比，此外，还对不同农作物在一工田里的收入、农业里的投资和利息以及竹篾种类收益作了详细的数据分析，得出了“易村的粮食产在田里，不是地里。村里人缺乏的是田上的米，不是地里的杂粮，而且农家解决日用品不足的办法是依靠手工业而不是农田”的结论。
进行严谨分析。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农田》中对“工”这种滇中北地区计量单位的分析，费孝通先生认为“工”是具有弹性的，只能在特定的区域内形成通识。他以禄村为例说：“在禄村，农田单位是‘工’。而又将禄村的“工”与江村的“亩”、湖南的“石”和路南（今云南省石林县）的“驾”作了对比，提出了农田单位的功能各地并不一定相同的，江村的“亩”，其实是指纳税单位而言的，还有一部分根据生产量，一部分是根据逃避纳税的能力；湖南的一些农田单位的“石”，有指能出一定收获量的面积者，也有指一定容量的种子所播的面积者；路南的农地单位驾，指一驾耕牛在一天内所能犁的面积。由此，其提出了“农作活动中实际面积的知识，对于农民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功能面积，就是需同样劳力，或是出同样产额，或是担负同样税赋等的农田单位。”因此，也可得知各单位农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致，而是有差额的。从费孝通先生在禄村调研时对“工”这个单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在调查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严谨分析。
费孝通先生在调查研究工作中的精神和给我们的启示还很多，由于时间有限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