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田野调查”都很熟悉，我从2020年以来连续几次到“禄村”和“易村”做了一些调研，感受颇多。费孝通先生的“田野调查”的精神、作风、方法始终是大兴调查研究、务实开展调研的有益范例。
准确把握调查研究的核心主题
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和易村调查研究之初就有了明确的核心主题，即：“发现中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农村，用比较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逐步接近我想了解的中国社会的全貌。”围绕这个核心主题，费孝通先生开始在位于西南边陲的滇池附件寻找与江村不同的社会类型。从而在今楚雄州禄丰市城郊找到了一个没有手工业的农村，即“禄村”，并对其进行了微型分析，成文《禄村农田》，全文以农业为主线，从而进一步深入了解剖析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并站在整体的高度看待了乡村经济社会和乡村人际格局。有了相对封闭的传统农村类型的代表，费孝通先生又围绕核心主题和当前阶段的中心调研路线找到了竹编和造纸手工业较发达的易村来进行比较，并与学生张之毅一起写成了《易村手工业》，从而剖析中国以传统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小农作坊为生计的村庄社会类型。此后，张之毅又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来到玉溪选择了一个马帮往来受商业影响较深的农村开展调查，写成了《玉村商业和农业》。
始终坚持行走在问题的前沿上
费孝通先生的力作《江村经济》原为其博士毕业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中的农民生活》，后来由英国罗脱兰奇出版社出版，并更名为《中国农民生活》，但扉页上依然保留了此书的中文名称《江村经济》。书名的更改也使费孝通先生发现了一系列后续的问题。其在《农村调查》一文中说到：“因为这个书名曾引起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我只调查了一个农村就能说是中国农民生活么？书名一改动，这个问题是应当提出来澄清的。”他指出：“我并不是就村论村，把这个村作为应用功能分析方法的标本。我的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说，出版社改用的书名却道出了我的本意。”
当时社会学界也有少部分学者开始发难，如利奇在《社会人类学》中就认为这本书的价值是分析了中国农村社区各个制度间的内在联系，使局部统一在整体之中，但也在一定层面上表达了“江村”这么一个中国东部的小村庄何以能代表“中国农民的生活”。事实上，《江村经济》代表着一种已经受到近现代工商业影响的中国农村社会类型，但中国幅员辽阔，村庄更是不止万计，所以与“江村”相对的还应该有一种尚处于封闭环境的传统型自给自足的村庄。因此费孝通先生也说到：“如果我停留在《江村经济》不再前进一步到《云南三村》，那么只能接受上述的批评了。”也正是带着这些问题，费孝通先生到云南大学任教后选择了对禄村和易村进行专题调研。
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中谈到：“不想声称是对中国土地状况的一个完整把握。但是，通过采纳这种建立并分析土地制度的基本类型的方法，我们相信这一任务将逐渐完成。这并不需要对中国的每一个村庄的彻底研究，因为大多数村庄都可以被归入已知的类型之中。”
费孝通先生在今云南省楚雄州禄村和易村调查过程中以及对学生张之毅玉村调查研究成果的指导上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原则，忠于实际、勤于实践，杜绝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大而化之。其曾明确指出：“（要认识中国社会）首先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探讨客观规律。科学之道在于实事求是，科学结论不能靠主观臆想。”后来又在《社会调查自白》一书中专门提到：“具体方法的掌握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归纳起来说就是三句话，坚持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而这些理论的来源也和费孝通先生早年在禄村、易村和玉村等不同类型的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过程中的深厚积淀密不可分，其重要核心之一就是始终坚持行走在问题的前沿。
由此，可以看出包括对禄村在内的“云南三村”进行调查研究是其构建中国乡村社会类型理论和“乡土中国”理论的重要基础。因此，费孝通先生在进行田野调查前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目标导向，有明确的任务和调研对象，而非未经准备的临时起意。
正确掌握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
连续追踪调查。任何调查研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想要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必须对其进行多阶段系统性的观察和研究。费孝通先生曾分别于1938年11月、1939年8月和1990年5月对禄村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1938年11月初访禄村时已是暮秋，村里进入了农闲季节，因此费孝通并没有看到村民大面积生产劳作的场景，所以1939年8月再次到达禄村时正值夏末，弥补了前期研究的空白。1990年5月三访禄村，则是为了观察禄村在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变化，并特别关注了乡村工业发展，就此还将禄村的塑料厂和1984年在苏北淮阴市耿车乡看到的同类工作进行了对比，并计算了苏北和云南两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差。
采集运用数据。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和易村调研过程中采集和运用了大量数据，直观地展现了村庄各类生产要素的对比。努力杜绝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以约数笼统得出结论的现象。比如，其在对禄村农作物进行调查时就用数据表格的形式对村中二月至次年一月完整一年的农作日历进行了分析，对不同月份和不同节气的气温、雨量作了对比，并将劳力以一人做工一日为单位，面积以一工日为范围分析了男工和女工的参差期。在对易村进行调查研究过程中，也运用了大量数据进行了论证。比如在计算每工农田的生产费用时不仅列出了肥料、籽种、耕地税等成本，还用干田、好车田、坏车田等农田类型进行了横纵对比，此外，还对不同农作物在一工田里的收入、农业里的投资和利息以及竹篾种类收益作了详细的数据分析，得出了“易村的粮食产在田里，不是地里。村里人缺乏的是田上的米，不是地里的杂粮，而且农家解决日用品不足的办法是依靠手工业而不是农田”的结论，也进一步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进行严谨分析。至今捧读《云南三村》八十多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还能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进行了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特别是在《禄村农田》中对“工”这种滇中北地区计量单位的分析，费孝通先生认为“工”是具有弹性的，只能在特定的区域内形成通识。提出了：“空间的区划和时间的架格，一般是人们为一定目的而规定的，因之，我们应当以同样的功能看法来说明一地方所用的农田单位。”并以禄村为例说：“在禄村，农田单位是‘工’。而又将禄村的“工”与江村的“亩”、湖南的“石”和路南（今云南省石林县）的“驾”作了对比，提出了农田单位的功能各地并不一定相同的，江村的“亩”，其实是指纳税单位而言的，还有一部分根据生产量，一部分是根据逃避纳税的能力；湖南的一些农田单位的“石”，有指能出一定收获量的面积者，也有指一定容量的种子所播的面积者；路南的农地单位驾，指一驾耕牛在一天内所能犁的面积。由此，其提出了“农作活动中实际面积的知识，对于农民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功能面积，就是需同样劳力，或是出同样产额，或是担负同样税赋等的农田单位。”因此，也可得知各单位农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致，而是有差额的。从费孝通先生在禄村调研时对“工”这个单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在调查研究工作中始终虑周藻密、矜持不苟。